德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智造”:欧洲的机遇抑或挑战

中国经济的创新机制不仅仅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产物,更多则是同全球市场协作的结果。中国经济最创新的环节往往同全球产业价值链有着深刻的协同作用。

中国,这个被视作“世界工厂”的国度,目前正在经历上下联动的产业创新升级。由于劳力价格的上涨,全球经济的萧条,以及来自邻国的经济挑战等因素,中国低端产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基于此,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携手并进,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框架,旨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位阶。该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中国国家财政支持以及中国海外投资战略等。

在德国知识分子眼中,中国当下正在实施的这项产业计划对德国的经济发展运行尤为重要。德国工业一直处于智能制造产业链的上流,德国产业的地位也驱使了中国近期对欧盟的大量投资计划。那么,中国徐徐展开的产业升级宏图对德国乃至欧洲意味着什么?对欧洲而言,是机遇还是挑战?中国海外投资对欧洲的公司又有什么影响?而欧洲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是否会受到到中国产业计划的影响?在中国致力于提升全球产业价值链位阶的过程中,中国和欧洲能否达致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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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大学威廉广场。

2017年7月17日,德国柏林时间下午2点,一场由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办、主题为“中国制造的未来在哪里?——对欧洲而言的机遇和挑战”的圆桌研讨会,在位于哥廷根大学威廉广场的历史建筑Emmy-Noether大厅举行。

研讨会分为两轮,第一轮主要讨论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升级计划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发展具体形势以及政府政策旨向,分析这一国家主导的产业升级政策的未来发展可能性。第二轮则分析中国在欧洲海外投资的主要执行者和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全球产业竞争的主要部门(如绿色可再生能源科技等)的具体发展趋势。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与会者讨论了中国产业升级过程对欧洲总体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制造2025》:情境、目标和展望

第一位发言的是来自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以及前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席的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 教授,他还同时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剑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等知名研究系所研究员,是中国研究领域的著名欧洲学者。他发言的主题是“《中国制造2025》: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实现吗?”

韩博天首先回顾2012到2016年间中国政府的产业发展和升级政策,如产业信息化、《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他指出,《中国制造2025》是一项覆盖领域极广的产业升级计划,旨在在十大领域追赶乃至最终成为全球行业技术领导者,这项计划尤其注重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领域。而“互联网+”计划则希望将互联网经济作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驱动点,同时注重电子商务(包括B2B模式)、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子领域。

韩博天接着列举了中国产业升级政策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通过专利商业化以及行业许可费收入激发科研领域从业者的积极性,使科研和产业应用得以结合;在基金、信贷以及生产用地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植;通过国内相关公司和行业协会的合作,升级行业标准体系等等。他分析称,根据这一产业升级计划,到2020年至2025年,新型能源车辆、工业机器人、可再生能源设备、高级医疗器械等工业产品在国内消费市场的份额都将增长10%到20%左右。

他还指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些产业政策,来扭转不同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局面,并从市场准入、财政倾斜、科技标准以及公司运营数据管理四方面进行了分析的。例如调高进口关税、财政优先倾斜中国企业、制定本国的科技标准以及要求外国公司的运营信息必须接受中国国家部门监管和评估等一系列措施都是旨在提高本国企业应对外来企业的竞争优势。他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科技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比如中国政府引导和控制科技研发活动和保护知识产权,并对IT行业等关键产业部门进行调节和干预。在他看来,在中国执行高新科技产业政策的影响光谱中,德国首当其冲,中国产业升级能否成功极其攸关德国的国家利益。他也提到了中国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短板,比如缺乏熟练技工、大量低技术企业的存在不利于科研,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以及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等。

第二位与会发言者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和发展战略学院Sokwanlok教席中国国际事务教授、中国研究领域的权威——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他最近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同进出口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关系。他的发言主题为“中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围绕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以及新兴的人工智能信息科技展开。

诺顿首先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到2010年间,年均GDP增长逾10%的发展速度和模式,指出由于全球经济危机,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开始寻求一种能够维持GDP 年均增长5%-6%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诺顿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模式可能面临三方面的困难。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中国的劳动力、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变以及晚期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已经大大衰落,而中国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目前正处于下降状态;其次,中国要在极短时间内将大量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投入到产业/科技政策领域是十分困难的;最后,目前世界的科技环境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信息科技行业的摩尔定律可能已经失效,大数据和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领域必须受制于新的行业规律。

他通过两种方法回顾了2000年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形势,希望就此预测中国未来的TFP增长趋势。第一种是通过总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的方式,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考察,第二种是以大工业企业为单位,通过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统计方法进行考察。两种方法得到的相同结论是,中国2008年至今的TFP的加权平均年增量为2%左右。此外,他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以三年周期为单位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必须要通过更多的单位资本来拉动GDP增长。

诺顿介绍称,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其雏形孕育于中国政府应对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相应地,中国政府于2010年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SEIs)扶植计划。如今,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经涉足多个领域,包括半导体行业、电动汽车、先进制造、工业机器人等。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截止2016年底,投资总额已经预计折合6900万美元,并且遍及至少14个省份。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对新兴产业的财政扶植投资总额相形见绌。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政产业政策具有多元性(multiple)、叠加性(overlapping)及累进性(cumulative)三个重要特征。诺顿称,中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就迅速制定和发展出一系列叠加性且极富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比如对生产厂商进行补助和税率优惠、需求侧补助、科技标准的制定和企业借贷优惠措施等。上述措施形成一个极富针对性的协作功能团。此外,自2014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本国经济大环境能力的产业政策,例如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以及互联网+等,还建立一套能够作用于投资计划筛选及收益率分析的基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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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以半导体行业为例、以创新产品市场为中心,重点分析了中国的产业创新。诺顿认为过去的15年,IT硬件行业(如半导体)一直受着摩尔定律(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约每隔18个月-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的支配。但摩尔定律目前已经逐渐失效,集成电路(芯片)的晶体管数目增长速率已经放缓。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半导体产业,想以晶体管数量密集度为标准追赶该半导体生产的全球领导者,然而始终存在差距,迄今在该行业只能属于中上流水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能够通过尖端(高档)产品系列(比如英特尔的奔腾处理器)获得溢价,这部分利润足够抵偿先前科技研发费用,从而进一步推动科技研发。尽管低端产品系列也能够获利,利润额却无法抵偿先前的研发费用。由于中国的厂商普遍只能够生产落后于全球行业领导者一到二世代的半导体芯片,因而所得利润永远无法抵消先前生产和科研总和费用。

不过,半导体行业目前出现了新的趋势,即低价低端芯片已经能够被大规模地批量生产,只有极少数专业厂商才需要生产尖端(高档)产品。此外,IT行业目前出现了新的科技领航者,即大数据支持下的人工智能。尽管大数据的运营商,比如google公司,在大数据拥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中国却在大数据的拥有数量方面富有更大的潜能。比如中国有13亿的手机用户,而中国政府目前正和互联网运营商积极合作,搜集和分析用户大数据信息。而以阿里巴巴的天猫精灵X1为代表的一些人工智能产品,不仅售价低于亚马逊和google公司旗下的同款产品,而且有着更强大的实际应用功能。换言之,IT科技发展范式的转变使得中国有机会扭转先前的行业竞争的劣势地位。不过,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尚未成形,中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产业政策存在低效、开支庞大等问题,以及相较世界其他科技强国,中国在某些领域仍相对落后,这些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第三位与会发言者是来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他曾在美国西北大学工作,目前兼任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美国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于中国的银行和财政政策以及中美货币汇率。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深入解析的美国学者。

史宗翰发言的主题是中国政府财政支持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首先展示了中国2016年各项工业产品,比如钢铁,水泥,汽车,电脑和手机等的庞大产量,进而指出,尽管中国在传统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但中国的工业产量增长仍然极其强劲。这受益于庞大的投资,甚至是在产能过剩的部门也仍有不断的资金注入。在新兴工业部门(比如IT、制药等),中国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中国的庞大投资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的庞大借贷。他还提到,当他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市进行田野考察的时候,被当地蓬勃发展的民间借贷所吸引。他最后论证,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设计,尽管极少部分的银行贷款流入到工业生产领域,也能产生极大的产量输出。

《中国制造2025》:欧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轮圆桌讨论中,第一位与会发言者为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中国贸易研究”教席的费多丽(Doris Fischer)教授。费多丽曾在中国武汉学习MBA课程,对中国经济的行业竞争、国家监管以及产业布局进行了广泛研究,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在环境可持续性、低碳发展和气候变化政策的背景下,国家如何推动创新体系理念的发展。她特别关注大型、快速发展中国家对传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范式所构成的挑战。

费多丽教授发言的主题是“中国的绿色科技产业”。她首先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策略的多次变化。首先是19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次全面转轨,由此派生出了的密集型增长战略。然后是在20世纪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2009年左右绿色增长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实现了第二次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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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多丽指出,中国绿色增长战略的提出同当时的全球经济危机息息相关。中国政府希望借此抵御和对抗全球经济危机的威胁,并且就此发展绿色产业,从而跻身全球绿色产业增长竞赛。此外,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资源已被证实可动用储量替代率(proved reserve to production ratios)较低,且在先前的粗放型发展过程中被大量耗损。鉴于此,中国政府对绿色产业发展十分重视,将其全面列入《中国制造2025》以及“十三五”绿色产业发展计划中。

费多丽还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就可再生能源领域在海外的投资形势和现状。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例,中国在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重大投资项目,且投资总额从2003年以来呈持续上升趋势。而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具体战略包括:依靠“一带一路”计划,将国内传统重工业进行重新布局,根据产业转移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model)向外国迁移。在减少本国污染的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位阶;通过大数据技术,用国家主导的巨型网络结构替代先前的单一国家垄断形式,等等。

第二位与会发言者是美国荣鼎咨询集团(Rhodium Group)兼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高级政策顾问的韩其洛(Thilo Hanemann),他的研究侧重于当下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新趋势,相关的政策发展,以及转型中的政治和商业动态。他的专业领域之一即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投资环境中的地位和对全球经济和政策的影响。

在发言中,他主要讨论了中国的境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对欧盟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对欧盟创新密集型产业的境外投资。他指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外流的外商直接投资(outward FDI)总额呈急剧上升趋势,并在全球FDI所占份额中稳步上升。

中国近些年来更是加大了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FDI投资,也愈来愈集中于欧盟的创新密集型产业。但他分析指出,总体而言,中国在美国的境外投资同本国的产业政策不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但某些特定行业的境外投资,比如半导体产业,可以清晰反映出产业政策扶植的作用。

接着,韩其洛总结了中国境外投资对欧盟部分国家的机遇和挑战。首先,中国的境外投资,带动了欧盟国家的行业竞争,从而能够转化为产业创新的驱动力;其次,中国境外投资能够创造创新产业集群,并且给被投资国提供高薪就业机会;再者,中国FDI投资可以带动中国本土创新能力外溢,从而给被投资国企业带来创新技术和管理模式;最后,被投资国可以享受出口环节税率方面的优惠。就挑战而言,则集中在被投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低创新能力、中国的强国家干预、要素市场扭曲以及中国投资的长期效应等等。

第三位与会发言者是来自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Peter Moores教席中国商业研究的副教授埃里克·图恩(Eric Thun),他同时在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担任职务。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市场的行业竞争机制。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通常被视作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自身消费能力以及其它制度性因素的差别,其市场需要全新的产品设计、产品营销、产业组织和产业创新形式。

图恩发言的主题是以中国手机通讯行业为例,分析中国产业创新在全球市场中所面临的形势。他首先说明中国的产业创新模式是由上至下(产业政策)设计(Top-down design)、由下而上(企业自发)设计(bottom-up design)和前沿技术创新(frontier innovation)三方联动的局面,这三方协同机制存在镶嵌(embeddedness)和交集。

举例来说,手机通讯产业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通讯网络设备供应商,通信设备制造商和移动通讯网络运营商。就由上至下设计方面而言,在TD-SCDMA 3G移动通信技术领域,中国政府出于国家战略安全,提升本国创新能力,避免技术使用许可费等动机,创立专门的科研小组和协调部门,调动了财政和信贷支持,指派特定的公司着手开发这项通讯技术;就由下而上的创新机制而言,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在追求同样的产品价格条件下尽可能更好的产品表现。图恩通过两张图表展示了中国的手机企业国内市场逐渐增加的市场份额(如小米、华为等),以及大部分中国手机生产商在手机操作系统上策略性地选择了当下主导的安卓系统;他还展示了一系列手机通讯前沿技术的研发和突破,例如华为致力于开发的TD-SCDMA通讯技术。

图恩最后总结道,中国经济的创新机制不仅仅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产物,更多则是同全球市场协作的结果。中国经济最创新的环节往往同全球产业价值链有着深刻的协同作用。由于企业间甚至全球范围内协作的复杂性,创新活动的去中心化特征(decentralized nature),以及消费者选择偏好等因素,官方指定的产业发展标准往往难以在现实中照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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