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夏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捕前，褚健曾拥有三个光环度极高的身份：中控科技创始人兼前任董事长、浙江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三个身份分别代表着企业、政界、学术领域的不凡成就。然而，这一切却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2014年1月15日，财经作家吴晓波一篇名为不划算的褚健刊登于FT中文版网站，读后很有感触。笔者服务于自动化业界20余年，由于工作关系，与褚健也有多次面对面的接触，整体印象颇为正面， 他为人谦顺、具学者风范，对中国工业自动化产业的执着与梦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1993年中控科技刚刚创立时，中国工业自动化市场一直是国际品牌的舞台，自动化控制系统作为控制装置的核心更是让国人望尘莫及。当时的业界对中控科技的创立充满着质疑象牙塔、实验室里的产物如何在市场获取一席之地？这也应该是褚健的第一次转型青年教授下海创办校办企业。那时的褚健，对外谈的最多的是民族自动化企业的责任与产业报国。在后来的发展上，中控科技确实成功实践了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并把小型的校办企业带成了业界具有重要地位的大企业。正当国内自动化界对中控科技取得的成绩刮目相看时，褚健又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转型从企业创始人到浙江大学副校长。这次转型外界其实挺意外的，但从转型以及后来孜孜不倦的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过程也不难看出，褚健愿意追随理想，教育和学术也是他的追求与梦想。
由于中控科技的成功，以及褚健本人的两次成功转型，他一直是业内焦点人物，不但有荣耀集于一身的辉煌，也有一直如影相随的举报。本次被曝出事，诸多报道中都提及可能与多年前侵吞国有资产有关，即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的旧事有关。搁在法律制度已比较健全的今日之中国，侵吞国有资产当然是触犯法律无疑。但科学的历史观强调用历史的观点评判历史，即回归当时的客观环境去评估同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中控科技的改制及私有化是发生在10多年前，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企业产权意识都有一定局限性，也正如吴晓波文中所说，在当时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下，产权的清晰与改革均缺少政策性条例，从而导致当时相当多企业手法暧昧，中控科技不是个例。何况，当时中控科技的私有化也必然涉及到各利益主体方，褚健方的诉求想来也是获得了其他主体方的默认，才能最终实现资产的大挪移。
另外一个事实是，在中控科技快速发展及在数年前谋求上市期间，关于其产权转制过程的细节不断见诸报端，早已不是秘密。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10多年来并没有妨碍褚健本人及公司事业的发展，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在政府的关怀、支持等诸多方面，一直都实践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
在褚健被曝出事的新闻报道中，都会提及他的个人成就及其创办的中控科技成为业内领军企业，打破国际品牌的行业垄断，提升重大装备国产化率，开发第一个中国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等等。在笔者看来，除了上述事实外，褚健的贡献还体现在体制与行业两个方面：
产学研体制的成功实践。中控科技于1993年创立，就是源于当时国家对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的推动，鼓励将学院派的科研成果有效应用于经济实践，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而中控科技在自身所专注的诸多领域，无论是DCS、先进控制与优化控制，还是智能仪表等等，科技成果的转化都取得了极大成功。褚健及其创办的中控科技在中国特定国情下产学研制度的具体实施及市场化运作等很多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自动化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中国最早一批自动化企业是以当时三大仪器仪表基地为代表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及诸多规模不大的自动化及仪表生产商，相对而言在技术开发、市场运作等方面比较僵化，上世纪80、90年代后不少企业陷入困境。而中控科技脱胎于国有平台，通过改制等手段获得了市场竞争的优势，企业运营机制更灵活、也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褚健和他的团队扮演了体制改革探路人的角色。随后成立的一批自动化企业得益于中控科技这批先行者所积累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及更健康的中国市场、政策及应用环境，才有了2000年后的蓬勃发展。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褚健的三个光环。假设一下，如果当年褚健在最初的浙大海纳的体制下默默耕耘，是不是能创造出后来的中控辉煌？或者如果后来的褚健执着于企业经营者的角色，而不大挪移至高校的副校长或者参与院士评选的工作，是否能避免今日的困境？遗憾的是，时光无法倒流，人生也无法再选择。我们只能叹息祸福无常，且能知焉？！
转载：ARC View，by David Cao
